《2023中国婚姻家庭报告

来源：米乐官方入口    发布时间：2023-12-25 03:13:26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小两口的结合。和谐的婚姻家庭生活，事关民生幸福与社会稳定。

  我国结婚率从2000年的6.7‰上升到2013年的9.9‰，随后年年在下降，2022年结婚率下降到4.8‰。

  离婚率从2000年的0.96‰上升到2020年的3.1‰，但2021年由于开始实施离婚冷静期，离婚率下降到2.0‰。

  我国初婚人数在2013年达到2386万人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21年下降到1158万人，比2013年下降51.5%。

  2013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1347万对，2022年结婚登记对数下降到683万对，连续九年下降。

  1990年我国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3.59岁，女性为22.15岁；200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上升到25.11岁，女性上升到23.28岁；到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上升到29.38岁，女性上升到27.95岁。

  2019年，中国30-34岁男性未婚比例为18.16%，女性未婚比例为8.7%，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

  近几十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随着生育政策的收紧而逐渐升高，然后又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宽而逐渐下降。2020年全国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其中，20—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

  结婚率是指一年内结婚对数与当年平均人口数的比率。计算公式是：结婚率=（某年登记结婚对数/当年平均人口数）×1000‰

  第一种是一年内离婚对数与当年平均人口数的比率。计算公式是：离婚率=（某年离婚对数/当年平均人口数）×1000‰；

  第二种是一年内离婚人数与当年平均人口数的比率。计算公式是：离婚率=（某年离婚人数/当年平均人口数）×1000‰。

  这两种计算口径的分母相同，但分子不相同：第一种计算口径的分子是离婚对数，第二种计算口径的分子是离婚人数。以“离婚人数”作分子计算的离婚率，比以“离婚对数”作分子的离婚率高了一倍。本文的离婚率采用第一种计算口径，这也是国际通用的计算口径。

  可以看出，中国结婚率从2000年的6.7‰上升到2013年的9.9‰，随后年年在下降，2021年结婚率下降到5.4‰。

  中国离婚率从2000年的0.96‰上升到2010年的2‰，2016年上升到3‰，2019年达到峰值3.4‰。2020年离婚率下降，与疫情有关。2021年离婚率一下子就下降，则与离婚冷静期的实施有关。

  从上表能够准确的看出，2020年非流动人口结婚率最高的地区是西藏，最低的是上海；离婚率最高的地区是天津市，达到4.93‰，最低的是西藏，只有1.75‰。

  在结婚登记数据中，与出生人口更紧密关联的数据是初婚人数，因为结婚登记人数中还包括部分再婚的老年人，由于老年人已过了生育期，对出生人口没什么影响。

  从上表能够准确的看出，我国初婚人数在2013年达到2386万人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21年下降到1158万人，比2013年下降51.5%。

  2013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1347万对，2022年结婚登记对数为683万对，连续九年下降。其中，2022年结婚登记对数创下1980年以来新低。

  从上图能够准确的看出，在各年龄段中，25-29岁的结婚人数最多，其次是30-34岁年龄段。

  2022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683.3万对，连续九年下降。这是继2019年跌破1000万对、2020年跌破900万对大关后，2021年跌破800万对大关，2022年跌破700万对大关。

  首先是年轻人数量下降。根据七普数据，我国80后（1980-1989年出生人口，依此类推）、90后、00后在2020年的存活人口分别为2.14亿、1.78亿和1.55亿，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

  其次是适婚人口男多女少。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40岁男性人口比女性多1752万人。

  第三是初婚年龄推迟。根据七普数据，2010年我国平均初婚年龄男性为25.75岁，女性为24岁；2020年平均初婚年龄男性上升到29.38岁，女性上升到27.95岁。

  第四是城市高房价和农村高彩礼。房子是结婚的首要条件，虽然有一部年轻人可接受租房结婚，但在大城市房租价格也高企，况且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希望买房结婚。

  当前，我国部分大城市的房价早已超出普通工薪阶层的经济承担接受的能力，许多年轻人由于买不起房，只能选择推迟结婚。

  在部分农村地区，天价彩礼导致很多年轻男青年结不起婚。并且，越是偏远、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彩礼要得越高，让很多农村贫困家庭不堪重负。

  第五是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压力慢慢的变大，许多大学毕业生选择“慢就业”。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结婚生育意愿自然会降低。

  另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年轻一代的婚姻观念已发生改变。与父母辈相比，慢慢的变多的年轻人把单身视为一种正常的生活选择。

  “30多岁了还没结婚”在年轻人中已经见怪不怪。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女性的教育水平和经济独立程度的大幅提高，调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女性的结婚意愿比男性更低。

  根据七普数据，1990年我国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3.59岁，女性为22.15岁；200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上升到25.11岁，女性上升到23.28岁；到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上升到29.38岁，女性上升到27.95岁。

  全国多地民政部门已陆续公布了2021年婚姻登记数据，其中有一个需要我们来关注的现象是，初婚平均岁数普遍推迟。下面是两个例子：

  例一，2021年安徽省结婚登记平均岁数为33.31岁，初婚平均岁数分别为男31.89岁，女30.73岁。

  数据显示，2008年以后安徽初婚年龄逐渐上升，从一开始的26岁左右到现在已突破30岁。

  例二，2021年湖北省襄阳市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35.23岁，女性为33.96岁，与2016年的29.41和27.27岁相比，5年里推迟了近5岁。

  年轻人初婚平均岁数推迟，有以下几个原因：年轻人受教育年份的延长；高房价推高了结婚成本；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婚姻观念的改变。

  初婚平均岁数推迟，并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而是许多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19年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初婚年龄如下表：

  从上表可见，2019年日本平均初婚年龄为男性31.2岁，女性29.6岁；韩国为男性33.4岁，女性30.6岁；美国为男性29.8岁，女性28岁；欧盟27国平均初婚年龄为男性33.3岁，女性30.7岁。

  我们根据2010-2022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整理出2009-2021年20-39岁女性的未婚和已婚比例如下表：

  表 6：2009-2021年中国20-39岁女性未婚和已婚（有配偶）的比例

  图 4：2009-2021年中国20-39岁女性未婚和已婚（有配偶）的比例

  “大龄男性和女性”是指30岁以上的男性和女性。下表是中国2019年大龄男性和女性未婚比例。

  “人口性别比”又称为“总人口性别比”，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时期中，每100名女性人口相对应的男性人口。

  例如，一个国家的人口性别比为106，是指这一个国家的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之比为106：100。

  “出生性别比”又称为“出生婴儿性别比”或“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时期出生人口中男婴与女婴的比例，即每100个女婴相对应的男婴人数。

  人口研究关切出生性别比，因为它决定着未来分年龄性别比以及总人口性别比。

  在没有人的因素干扰的情况下，性别比的变化趋势是经常保持在95~106的范围以内。随年纪的递增，性别比经历下列变化：

  青壮年性别比：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跟着时间的推移，到结婚年龄时，男性与女性的性别比开始接近100。

  老年性别比：由于女性比男性长寿，因此，在65岁以上的人口中，女性人口多于男性人口，性别比低于100。

  可见，人口的性别比存在着依年龄组的递增而降低的变动趋势，这个变动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0~14岁，为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阶段；第二阶段15~64岁，为男性人口大致等于女性人口阶段；第三阶段65岁以上，为女性人口多于男性人口阶段。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就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而迅速攀升。

  1982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07.2；1990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11.3；到2000年已经高达116.9，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18，远远偏离103－107的正常范围。

  从1984年以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衡长达30多年，变成全球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维持的时间最长的国家。

  1984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108.32，已经超出正常值，但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11.3，引起人口学界的广泛关注。

  然而，在1990年代上半叶，国内的人口学家大多认为根本原因是瞒报女婴形成的，当时没有采取比较有效措施遏制性别比偏高。

  到了1990年代末，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性别比失衡现象，国内的人口学家不得不承认：自1980年代以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且在逐渐升高是中国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性别比失衡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流产为主因。

  2020年人口普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中国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其中，20—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

  育龄女性在社会人口中比例的萎缩，必然会导致人口再生产能力的降低。此外，更主要的影响还在于社会生活方面。

  首先是适婚年龄段男多女少，会导致大量男青年找不到对象，尤其是导致农村男光棍飞速增加，也是天价彩礼的重要推手。

  男多女少，会对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制度会形成较为强大的冲击，婚外恋、第三者插足将增多，离婚率将持续上升。

  其次是引发更多社会问题。大龄未婚男子慢慢的变多，会导致骗婚、买卖婚姻、性犯罪现象的增加。缺少和谐婚姻的青年男性，会有更强的暴力倾向。

  传统的婚配观念，一般倾向于“男高女低”的梯度婚配模式，如果按婚姻条件的高低把男性分为甲、乙、丙、丁4个等级，女性也分为甲、乙、丙、丁4个等级.

  那么一般是甲男和乙女结婚，乙男和丙女结婚，丙男和丁女结婚，而剩下的甲女和丁男就会找不到对象了。

  所以，现在大城市有很多甲女是大龄未婚女性，而农村则有很多丁男是大龄未婚男性。这也是我国近年来结婚率不断下降的原因之一。

  2013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17.6，2014年是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出生性别比降到115.88，2015年继续降到113.51；2016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出生性别比降到112.88，2017年继续降到111.9。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当年的出生性别比下降到111.3。

  可见，近几十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随着生育政策的收紧而逐渐升高，然后又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宽而逐渐下降。

  可以预期，随着中国的生育政策从限制生育转变为鼓励生育，出生性别比将会继续下降，直至恢复到正常值。

  从2013年到2021年，仅仅八年时间，我国初婚人数就减少了一半，预示着出生人口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我国出生人口从2017年到2022年已经是连续六年下降，总和生育率从2017年的1.58下降到2022年的1.07，背后的原因是与初婚人数不断下降分不开的。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的数据，按每五岁分组的人口数来看，2020年30-34岁人口有12415万人，25-29岁人口有9185万人，20-24岁人口有7494万人。

  由于步入婚龄人口数量呈不断下降趋势，可以预计，未来几年我国的初婚人数仍然会继续下降。

  要提升生育率，政府部门需出台有关政策措施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积极出台有关政策降低年轻人的结婚生育成本，加大生育支持力度。

  此外，社会各方也需要引导年轻人树立积极的恋爱观、婚姻观，促进现代家庭观念的健康成长，共同关心适婚人群的婚姻问题，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帮助更多的单身青年走进婚姻、建立家庭。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